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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专家谈如何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
2017/07/20 18:20:35 来源： 
日益高涨的赎金迫使关于采用航运武装保镖的争论日益升温。海盗的猖獗正在给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合理的应对海盗问题。这次我们请到了6位航运界的资深人士以研讨会的形式来评论该问题。他们分别是：国际航运学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秘书长Peter Hinchliffe、海运安保协会(Security Association for the Maritime Industry)创始人Peter Cook；海员权益保障组织(Save Our Seafarers campaign）主席Alastair Evitt、海盗行为人道主义应对计划(Maritime Piracy Humanitarian Response Programme）主席Peter Swift博士、ClipperFerries/Ro-Ro公司CEO及股东Per Gullestrup、Ince& Co.公司股东Stephen Askins。会议由《国际航运管理》（Ship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副主编Helen Jauregui主持。
主持人：在应对海盗问题方面，你认为国际社会投入的努力是否足够？
Peter Hinchliffe：显然是不够的。在过去的4、5年间，由于缺少有效的政府级的应对措施，海盗无论从活动范围到活动能力都有了显著的增长。这对业界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应该是各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有效行动的时候了。
Per Gullestrup：我同意Peter的看法。 我们在2008年有一艘船被劫持，并且从那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四年过去了，情况没有任何改善。我们到现在为止所采取的措施只能说治标不治本。船主现在只能自己想办法保护船只。
主持人：Alastair，根据你的经验，你认为情况确实像刚才两位说的那样如此严重么？
Alastair Evitt：我的观点是：实际上政府应对此事还是展开了一定的行动的，比如说海军护航等等。尤其从去年开始，我想海盗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过，我也同意Peter的观点，现有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一个新的议事日程上来。
主持人： 那么你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议事日程呢？
Per Gullestrup：我想首先是提高关注度。我敢说公众现在对索马里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索马里现在实际上是三个国家的割据状态。位于索马里西北部的索马里兰与倾向于统合的中部邦特兰以及索马里西南国均为实质独立。 我们一般提到索马里，人们总是会想到“黑鹰坠落”。但是实际上索马里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他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和法律体系。你可以说这些都非常不健全，但是他也是有的。所以对索马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因地制宜。比如在我看来可以把索马里兰作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完善法律体系，并由此扩展开来。而且我们对当地的政治体系及其领导人应该深入了解。
Peter Swift：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会变得很复杂，不是么？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偏好。其实对于整个索马里来说还是有很多政治共同点的，比如妇女解放和人权问题。只是在联邦还是统合的问题上分歧较大。如果把这些分歧都跟海盗问题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很可能很难得出一个整合的解决方案。
Peter Cook：关于提高认知度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往往大众觉得海盗问题与他们关系并不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直接感受到航运对于他们来说有多重要。鉴于西方民主政治有或多或少的急功近利的因素，既然选民们不在意，那么政治家们自然就不在意了。但是由于索马里和也门卡在红海的出口上，如果一旦在那里发生了大型事故，造成整个苏伊士海峡被切断，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一瞬间，西方的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整个事件将会被提到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 所以政治家们工作的基础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我和很多欧洲和美国的很高级别的官员们谈到海盗问题时，他们都显得不甚了解，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但这背后其实是大众对这个事情缺乏认识。
主持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海盗问题要经历一个先恶化再治理的过程呢？
Peter Cook：其实不光是海盗问题，航运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法律的颁布都是因为发生了大的灾难。比如海上生命安全保障法案（SOLAS）就是在泰坦尼克号出事后颁布的。 对于海盗问题来说，在过去的一年已经有超过1000人次的海员被海盗劫持，这对于航运界来说是大事，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影响力仍不够，政治家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严重问题处理。他们只是小打小闹的解决海盗问题，并且希望速战速决。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
Stephen Askins：我的想法相对乐观一些。从2005年我们开始和海盗问题打交道，2008年发生过一些严重的事件。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国际社会对此几乎是不闻不问。但是今天，显然国际社会已经采取了一些更加主动的措施。我国的外交部长已经为此访问过索马里。而且海军的护航应该说还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在过去的6个月。2011年有40艘船被海盗劫持，而在过去的6个月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6个。所以尽管国际社会仍需要更多的努力，但是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到，国际社会正在基于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应该对未来抱有信心。
Peter Hinchliffe：我想我不同意Stephen的看法，就国际社会现有的步调来看，也许20年后海盗问题能够有效解决，但是我更希望只争朝夕，而不是就长远来说海盗问题会怎么样。
Alastair Evitt：我认同Stephen相对乐观的观点。但是我也要指出我们且不可以被一时的数据所麻痹。单单是2012开始事件的大幅减少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我相信海盗已经发展成一个很系统的组织和产业。尽管打击和控制措施能够奏效，但是我认为那是一时的，海盗早晚会死灰复燃。而且未来局势还很有可能升级。所以打击和控制是一方面，如何从根本上消除海盗问题才是关键。
Peter Hinchliffe：我再补充一点：尽管2012年船被成功劫持的数量显著减少，但是海盗出动的数量实际上是上升的。这很说明问题。
Peter Swift：应该说有些国家的政府在应对海盗问题上还是很积极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现在充其量只是控制，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Stephen Askins我还是要坚持我的观点。 我不否认海盗活动仍然猖獗，但我想国际社会只是在应对海盗问题上慢了一拍。
主持人：鉴于索马里的复杂性，海盗问题是否真的可以彻底解决呢？
Peter Hinchliffe：如果我们是在武装袭击船只的范畴里讲，那么这种事情永远是可以发生的。但是我们谈论的海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索马里海盗问题是一个系统的有组织的犯罪网。这里面牵涉一系列的国际性的有计划的袭击。国际社会当下就应该采取行动来打击整个海盗的利益链和犯罪网络。其实打击海盗的供应链就可以解决不少问题。只是现在似乎没有政治意愿这样做。
Stephen Askins：我对政府是否有能力切断海盗的供应链表示怀疑。因为即便是渔民他们也要船要油，单单切断海盗的供应链这很不现实。
Peter Hinchliffe:我想我的意思被误解了。实际上军方现在已经掌握了几个大的用于海盗活动的油库。那周边并没有村民或是渔民。那附近所居住的基本都是海盗或是以从事海盗相关活动为生的人。尽管打击行动不一定一劳永逸，但是至少可以一段时间比如半年或是一年瘫痪掉相关地区的海盗活动能力。更重要的是对海盗以及索马里的人民发出国际社会对海盗零容忍的信息。
主持人：有消息说，海盗活动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在暴力事件的升级和对劫持船员的虐待，怎么解读并且如何应对？
Per Gullestrup：如何说暴力事件升级了呢？
Stephen Askins：我想统计数据能够说明问题，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直接或是间接死于军事行动而不是海盗之手。但是对我来说，对劫持人员的虐待是存在的，但这直接取决于被劫持时间的长短。现在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业界，关于船上配武装保镖的事情谈的沸沸扬扬，但是大家对如何谈判赎回的事情却讳莫如深。我非常好奇的是为什么有的船60天以后就能放出来，而有些船却要等一年。你想，如果劫持时间变长，那么当然虐待的发生概率就高。相比之下2008年的平均船只劫持事件只有60到80天，当然那时候的虐待事件要少一些了。
PeterSwift：水涨船高的赎金是这一问题的主因。随着赎金水平的提高，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多，那么发生虐待的风险就随之增加。我们曾经在BMP4(最佳管理策略）中提出要加固船只，当然，我不是要说我们也要加强人员训练，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培训他们去适应这类情况。比如让他们事先有心理准备，即便是被劫持，他们的家人在外面会得到保护和照顾。这样就能降低他们恐慌和焦虑的程度。如果被劫持人员在整个过程中显得镇定，那么虐待事件发生的概率就会小一些。
主持人：武装保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Alastair Evitt:去年我们搞了一个倡导，那就是每个运营实体都应该有权选择在他们的船上配置武装保镖。我们并不是在大力鼓吹使用武装保镖，而是在BMP4的框架下，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武装保镖应该是一个选项。我的观点是我们至少不应该回避武装保镖的使用。
Peter Cook：我的观点是武装保镖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了，海军的护航卓有成效。BMP4的确很重要，但是使用武装保镖到什么程度这是另外一回事。就拿我们SAMI来说，我们有119个会员，每月超过1500次的护航生意。这一数字还在增长，并且信誉好的公司会拿到更多的合同。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SAMI自身的信誉评估系统能够有效的给客户提供信誉好的服务商。所以应用BMP4是不能一干而论的，对于风险的评估需要慎重，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把武装人员放上去就完了，而是需要配套的硬件和软件的设备才能起到效果。
主持人：PeterCook，你提到了区分信誉好的和信誉不好的公司，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航运安保产业本身的信誉有可能已经受到了日益升级的海盗问题的影响呢？
Peter Cook：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的服务商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合同，这是现今的潮流，因为他们比那些武装的安保公司要便宜的多。我们实际上大量削减了武装的程度，并且提出了很多新的业界标准。传统的观点是安保应该全副武装，随时警戒，但是我看到了很多报告说，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服务商在PMSC框架下提供的服务之后表示很满意。所以说是航运安保产业本身的进化和演变造就了SAMI的评估系统的高效和透明。
Peter Swift:我同意Peter Cook的看法，你可以选择一定程度的安保，但不一定非要是武装人员。武装保镖不应该成为首当其冲的选项。比如，一提到航线要经过西非，我们就马上联想到那里不安全需要找武装人员。我觉得这种想法就是非常不好的。我认为武装保镖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而不应该成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而且使用武装保镖容易产生依赖性。比如一个已经开始使用武装保镖的公司，那么有没有可能说有一天他觉得风险已经降低了，可以停止使用武装保镖了？不会的，因为他面临着安保的压力，所以自然而然的武装保镖无形中就成为了最佳选项。
Peter Cook：确实如此，武装保镖应该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我想在未来20年当中，航运安全的相关产业必须得到长足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各国的海军都在裁军。那就意味着未来有可能“警察”少了，“犯罪”自然就多了。我们应该全面考虑航运安保产业的发展，武装保镖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Per Gullestrup:我们是终端用户，并且从去年3月份开始我们一直在使用武装保镖。丹麦船东协会一直以来都是很反对使用武装保镖的。但是去年开始这种情况改变了，可以说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我们的船可以说无一例外的总是航行在高危区域，所以我们只有采用武装保镖才能100%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我要说我们使用武装保镖的经验是非常成功的。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选拔措施，通过选拔的服务商在实际运营中都表现的十分专业。并且我们和他们的合作都很愉快。每一次国际航线的武装保镖费用大约在5万美金/人左右，并且这笔钱完全是沉没成本。也许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当下我们只能选择武装保镖。
Peter Swift：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不想指责用武装保镖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一心依赖武装保镖，这将误入歧途。
Stephen Askins:我曾经听过一个演讲里面涉及到一个行业龙头的武装保镖公司在两年间15000次护航中，只有13次遇到需要动武的场合，甚至连遇到海盗的机会都微乎其微。但是武装保镖一旦成为卖点，可选择性就变成了强制性。风险评级最终会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使得即便是船主采用了BMP4，但是一旦发生了船只被劫持而又没有使用武装保镖，便会被贴上过失的标签，似乎是船主有意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按理说应该是基于安全考虑才使用武装保镖，但是俨然已经变味了。很多时候是你不得不使用武装保镖，因为你的竞争对手提供了武装保镖的服务。所以最后会演变成攀比着提供武装保镖服务来吸引客户。
Peter Hinchliffe: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采用武装保镖的决定。业界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就剩下武装保镖的选项。但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可是21世纪，而我们的航运产业仍然带着保镖来防海盗？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依靠政府，只有政府采取行动彻底遏制海盗行动才能使我们从使用武装保镖这种原始的方法中脱离出来。
AlastairEvitt：我要加一句，BMP4现在的内容更加丰富了，不单单只是一系列标准。现在保险公司都以是否兼容BMP4来进行投保评估。当航线处于高危区域时，你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安保服务商。我们曾经和一个服务商合作进行过一次风险评估。如果使用武装保镖，那么花费将要翻番。但是服务商认为船的航速很快，并且甲板很高，所以没必要添加武装人员。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船主应该和安保服务商建立很好的联系，这应该算是一个普适方案。
Stephen Askins:随着武装保镖产业的发展，政府的管理显得完全滞后。使用武装保镖在信赖度和可靠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比如，谁决定开火？是船长还是保镖？我们曾经为此事和CPS（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人讨论过，并且试图让船长不参与决策。现在业界的情况是，只管让保镖上船，却全然不考虑有没有一个法律框架来支持这样的行动，所以可靠性变得一塌糊涂。比如在武装人员开火时，船主是否应该做出相应的配合？另外，任何一个社会对军队和警察使用武器都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制约，但是这些武装保镖他们应该算到哪个范畴里呢?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请描述一下在未来一年你对解决海盗问题的期望?
Peter Hinchliffe:我希望卡梅伦首相能够发起一个国际性的关于索马里问题的讨论，并且能得出实际的应对方案。就此能传达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国际社会对海盗问题零容忍。这样包括尼日利亚等国也会意识到必须对发生在自己领海附近的海盗行为进行打击。
Alastair Evitt:我希望并且也是我在SOS中的重要工作那就是：在未来一年唤起国际社会对海盗问题更多的关注。并且我希望能够擒贼先擒王，对海盗犯罪网的大头目进行确认和抓捕。同时我感到未来一年，海盗问题可能会比现在还要严重。可能我们会与海盗发生更激烈的武装冲突。
Stephen Askins: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隐患是海盗将会转移，到斯里兰卡的东南。那里他们可以重新组织活动，并且从利比亚获得武器。我相信未来赎金的高涨是不可避免的。
Peter Cook:我也持相同看法，我认为未来一年情况会较现在有所反复。但同时我也希望未来一年国际社会能在应对海盗问题上取得长足的进展。并且，我希望未来军队护航和武装保镖能够形成很好的互补。
Peter Swift:我希望海盗问题能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取得进展，能够从控制到消灭至少也是大幅度的限制海盗活动。我希望未来西非不再是一个头痛的问题，而我们的海员能够安心航行。我所担心的是很可能在海盗问题上各个国家各自为政，缺乏配合。而且索马里当地可能产生的变数也会让我们分心，进而使海盗问题得不到有效的重视。
于宁译自期刊《国际航运管理》 (Ship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2012年3/4月刊；总第36期。原文标题为：“Round Table Debate: Sourcing a Solution to Piracy” P24，SMI
日益高涨的赎金迫使关于采用航运武装保镖的争论日益升温。海盗的猖獗正在给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合理的应对海盗问题。这次我们请到了6位航运界的资深人士以研讨会的形式来评论该问题。他们分别是：国际航运学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秘书长Peter Hinchliffe、海运安保协会(Security Association for the Maritime Industry)创始人Peter Cook；海员权益保障组织(Save Our Seafarers campaign）主席Alastair Evitt、海盗行为人道主义应对计划(Maritime Piracy Humanitarian Response Programme）主席Peter Swift博士、ClipperFerries/Ro-Ro公司CEO及股东Per Gullestrup、Ince& Co.公司股东Stephen Askins。会议由《国际航运管理》（Ship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副主编Helen Jauregui主持。
主持人：在应对海盗问题方面，你认为国际社会投入的努力是否足够？
Peter Hinchliffe：显然是不够的。在过去的4、5年间，由于缺少有效的政府级的应对措施，海盗无论从活动范围到活动能力都有了显著的增长。这对业界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现在应该是各国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有效行动的时候了。
Per Gullestrup：我同意Peter的看法。 我们在2008年有一艘船被劫持，并且从那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四年过去了，情况没有任何改善。我们到现在为止所采取的措施只能说治标不治本。船主现在只能自己想办法保护船只。
主持人：Alastair，根据你的经验，你认为情况确实像刚才两位说的那样如此严重么？
Alastair Evitt：我的观点是：实际上政府应对此事还是展开了一定的行动的，比如说海军护航等等。尤其从去年开始，我想海盗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过，我也同意Peter的观点，现有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一个新的议事日程上来。
主持人： 那么你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议事日程呢？
Per Gullestrup：我想首先是提高关注度。我敢说公众现在对索马里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索马里现在实际上是三个国家的割据状态。位于索马里西北部的索马里兰与倾向于统合的中部邦特兰以及索马里西南国均为实质独立。 我们一般提到索马里，人们总是会想到“黑鹰坠落”。但是实际上索马里有一定程度的民主，他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和法律体系。你可以说这些都非常不健全，但是他也是有的。所以对索马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因地制宜。比如在我看来可以把索马里兰作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完善法律体系，并由此扩展开来。而且我们对当地的政治体系及其领导人应该深入了解。
Peter Swift：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会变得很复杂，不是么？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偏好。其实对于整个索马里来说还是有很多政治共同点的，比如妇女解放和人权问题。只是在联邦还是统合的问题上分歧较大。如果把这些分歧都跟海盗问题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很可能很难得出一个整合的解决方案。
Peter Cook：关于提高认知度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往往大众觉得海盗问题与他们关系并不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直接感受到航运对于他们来说有多重要。鉴于西方民主政治有或多或少的急功近利的因素，既然选民们不在意，那么政治家们自然就不在意了。但是由于索马里和也门卡在红海的出口上，如果一旦在那里发生了大型事故，造成整个苏伊士海峡被切断，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一瞬间，西方的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整个事件将会被提到最高的议事日程上来。 所以政治家们工作的基础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我和很多欧洲和美国的很高级别的官员们谈到海盗问题时，他们都显得不甚了解，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但这背后其实是大众对这个事情缺乏认识。
主持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海盗问题要经历一个先恶化再治理的过程呢？
Peter Cook：其实不光是海盗问题，航运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法律的颁布都是因为发生了大的灾难。比如海上生命安全保障法案（SOLAS）就是在泰坦尼克号出事后颁布的。 对于海盗问题来说，在过去的一年已经有超过1000人次的海员被海盗劫持，这对于航运界来说是大事，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影响力仍不够，政治家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严重问题处理。他们只是小打小闹的解决海盗问题，并且希望速战速决。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
Stephen Askins：我的想法相对乐观一些。从2005年我们开始和海盗问题打交道，2008年发生过一些严重的事件。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国际社会对此几乎是不闻不问。但是今天，显然国际社会已经采取了一些更加主动的措施。我国的外交部长已经为此访问过索马里。而且海军的护航应该说还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在过去的6个月。2011年有40艘船被海盗劫持，而在过去的6个月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6个。所以尽管国际社会仍需要更多的努力，但是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到，国际社会正在基于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应该对未来抱有信心。
Peter Hinchliffe：我想我不同意Stephen的看法，就国际社会现有的步调来看，也许20年后海盗问题能够有效解决，但是我更希望只争朝夕，而不是就长远来说海盗问题会怎么样。
Alastair Evitt：我认同Stephen相对乐观的观点。但是我也要指出我们且不可以被一时的数据所麻痹。单单是2012开始事件的大幅减少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我相信海盗已经发展成一个很系统的组织和产业。尽管打击和控制措施能够奏效，但是我认为那是一时的，海盗早晚会死灰复燃。而且未来局势还很有可能升级。所以打击和控制是一方面，如何从根本上消除海盗问题才是关键。
Peter Hinchliffe：我再补充一点：尽管2012年船被成功劫持的数量显著减少，但是海盗出动的数量实际上是上升的。这很说明问题。
Peter Swift：应该说有些国家的政府在应对海盗问题上还是很积极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现在充其量只是控制，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Stephen Askins我还是要坚持我的观点。 我不否认海盗活动仍然猖獗，但我想国际社会只是在应对海盗问题上慢了一拍。
主持人：鉴于索马里的复杂性，海盗问题是否真的可以彻底解决呢？
Peter Hinchliffe：如果我们是在武装袭击船只的范畴里讲，那么这种事情永远是可以发生的。但是我们谈论的海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索马里海盗问题是一个系统的有组织的犯罪网。这里面牵涉一系列的国际性的有计划的袭击。国际社会当下就应该采取行动来打击整个海盗的利益链和犯罪网络。其实打击海盗的供应链就可以解决不少问题。只是现在似乎没有政治意愿这样做。
Stephen Askins：我对政府是否有能力切断海盗的供应链表示怀疑。因为即便是渔民他们也要船要油，单单切断海盗的供应链这很不现实。
Peter Hinchliffe:我想我的意思被误解了。实际上军方现在已经掌握了几个大的用于海盗活动的油库。那周边并没有村民或是渔民。那附近所居住的基本都是海盗或是以从事海盗相关活动为生的人。尽管打击行动不一定一劳永逸，但是至少可以一段时间比如半年或是一年瘫痪掉相关地区的海盗活动能力。更重要的是对海盗以及索马里的人民发出国际社会对海盗零容忍的信息。
主持人：有消息说，海盗活动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在暴力事件的升级和对劫持船员的虐待，怎么解读并且如何应对？
Per Gullestrup：如何说暴力事件升级了呢？
Stephen Askins：我想统计数据能够说明问题，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直接或是间接死于军事行动而不是海盗之手。但是对我来说，对劫持人员的虐待是存在的，但这直接取决于被劫持时间的长短。现在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业界，关于船上配武装保镖的事情谈的沸沸扬扬，但是大家对如何谈判赎回的事情却讳莫如深。我非常好奇的是为什么有的船60天以后就能放出来，而有些船却要等一年。你想，如果劫持时间变长，那么当然虐待的发生概率就高。相比之下2008年的平均船只劫持事件只有60到80天，当然那时候的虐待事件要少一些了。
PeterSwift：水涨船高的赎金是这一问题的主因。随着赎金水平的提高，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多，那么发生虐待的风险就随之增加。我们曾经在BMP4(最佳管理策略）中提出要加固船只，当然，我不是要说我们也要加强人员训练，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培训他们去适应这类情况。比如让他们事先有心理准备，即便是被劫持，他们的家人在外面会得到保护和照顾。这样就能降低他们恐慌和焦虑的程度。如果被劫持人员在整个过程中显得镇定，那么虐待事件发生的概率就会小一些。
主持人：武装保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Alastair Evitt:去年我们搞了一个倡导，那就是每个运营实体都应该有权选择在他们的船上配置武装保镖。我们并不是在大力鼓吹使用武装保镖，而是在BMP4的框架下，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武装保镖应该是一个选项。我的观点是我们至少不应该回避武装保镖的使用。
Peter Cook：我的观点是武装保镖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了，海军的护航卓有成效。BMP4的确很重要，但是使用武装保镖到什么程度这是另外一回事。就拿我们SAMI来说，我们有119个会员，每月超过1500次的护航生意。这一数字还在增长，并且信誉好的公司会拿到更多的合同。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SAMI自身的信誉评估系统能够有效的给客户提供信誉好的服务商。所以应用BMP4是不能一干而论的，对于风险的评估需要慎重，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把武装人员放上去就完了，而是需要配套的硬件和软件的设备才能起到效果。
主持人：PeterCook，你提到了区分信誉好的和信誉不好的公司，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航运安保产业本身的信誉有可能已经受到了日益升级的海盗问题的影响呢？
Peter Cook：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的服务商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合同，这是现今的潮流，因为他们比那些武装的安保公司要便宜的多。我们实际上大量削减了武装的程度，并且提出了很多新的业界标准。传统的观点是安保应该全副武装，随时警戒，但是我看到了很多报告说，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服务商在PMSC框架下提供的服务之后表示很满意。所以说是航运安保产业本身的进化和演变造就了SAMI的评估系统的高效和透明。
Peter Swift:我同意Peter Cook的看法，你可以选择一定程度的安保，但不一定非要是武装人员。武装保镖不应该成为首当其冲的选项。比如，一提到航线要经过西非，我们就马上联想到那里不安全需要找武装人员。我觉得这种想法就是非常不好的。我认为武装保镖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而不应该成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而且使用武装保镖容易产生依赖性。比如一个已经开始使用武装保镖的公司，那么有没有可能说有一天他觉得风险已经降低了，可以停止使用武装保镖了？不会的，因为他面临着安保的压力，所以自然而然的武装保镖无形中就成为了最佳选项。
Peter Cook：确实如此，武装保镖应该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我想在未来20年当中，航运安全的相关产业必须得到长足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各国的海军都在裁军。那就意味着未来有可能“警察”少了，“犯罪”自然就多了。我们应该全面考虑航运安保产业的发展，武装保镖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Per Gullestrup:我们是终端用户，并且从去年3月份开始我们一直在使用武装保镖。丹麦船东协会一直以来都是很反对使用武装保镖的。但是去年开始这种情况改变了，可以说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我们的船可以说无一例外的总是航行在高危区域，所以我们只有采用武装保镖才能100%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我要说我们使用武装保镖的经验是非常成功的。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选拔措施，通过选拔的服务商在实际运营中都表现的十分专业。并且我们和他们的合作都很愉快。每一次国际航线的武装保镖费用大约在5万美金/人左右，并且这笔钱完全是沉没成本。也许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当下我们只能选择武装保镖。
Peter Swift：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不想指责用武装保镖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一心依赖武装保镖，这将误入歧途。
Stephen Askins:我曾经听过一个演讲里面涉及到一个行业龙头的武装保镖公司在两年间15000次护航中，只有13次遇到需要动武的场合，甚至连遇到海盗的机会都微乎其微。但是武装保镖一旦成为卖点，可选择性就变成了强制性。风险评级最终会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使得即便是船主采用了BMP4，但是一旦发生了船只被劫持而又没有使用武装保镖，便会被贴上过失的标签，似乎是船主有意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按理说应该是基于安全考虑才使用武装保镖，但是俨然已经变味了。很多时候是你不得不使用武装保镖，因为你的竞争对手提供了武装保镖的服务。所以最后会演变成攀比着提供武装保镖服务来吸引客户。
Peter Hinchliffe: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采用武装保镖的决定。业界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就剩下武装保镖的选项。但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可是21世纪，而我们的航运产业仍然带着保镖来防海盗？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依靠政府，只有政府采取行动彻底遏制海盗行动才能使我们从使用武装保镖这种原始的方法中脱离出来。
AlastairEvitt：我要加一句，BMP4现在的内容更加丰富了，不单单只是一系列标准。现在保险公司都以是否兼容BMP4来进行投保评估。当航线处于高危区域时，你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安保服务商。我们曾经和一个服务商合作进行过一次风险评估。如果使用武装保镖，那么花费将要翻番。但是服务商认为船的航速很快，并且甲板很高，所以没必要添加武装人员。通过这个例子我想说，船主应该和安保服务商建立很好的联系，这应该算是一个普适方案。
Stephen Askins:随着武装保镖产业的发展，政府的管理显得完全滞后。使用武装保镖在信赖度和可靠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比如，谁决定开火？是船长还是保镖？我们曾经为此事和CPS（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人讨论过，并且试图让船长不参与决策。现在业界的情况是，只管让保镖上船，却全然不考虑有没有一个法律框架来支持这样的行动，所以可靠性变得一塌糊涂。比如在武装人员开火时，船主是否应该做出相应的配合？另外，任何一个社会对军队和警察使用武器都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制约，但是这些武装保镖他们应该算到哪个范畴里呢?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请描述一下在未来一年你对解决海盗问题的期望?
Peter Hinchliffe:我希望卡梅伦首相能够发起一个国际性的关于索马里问题的讨论，并且能得出实际的应对方案。就此能传达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国际社会对海盗问题零容忍。这样包括尼日利亚等国也会意识到必须对发生在自己领海附近的海盗行为进行打击。
Alastair Evitt:我希望并且也是我在SOS中的重要工作那就是：在未来一年唤起国际社会对海盗问题更多的关注。并且我希望能够擒贼先擒王，对海盗犯罪网的大头目进行确认和抓捕。同时我感到未来一年，海盗问题可能会比现在还要严重。可能我们会与海盗发生更激烈的武装冲突。
Stephen Askins: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隐患是海盗将会转移，到斯里兰卡的东南。那里他们可以重新组织活动，并且从利比亚获得武器。我相信未来赎金的高涨是不可避免的。
Peter Cook:我也持相同看法，我认为未来一年情况会较现在有所反复。但同时我也希望未来一年国际社会能在应对海盗问题上取得长足的进展。并且，我希望未来军队护航和武装保镖能够形成很好的互补。
Peter Swift:我希望海盗问题能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取得进展，能够从控制到消灭至少也是大幅度的限制海盗活动。我希望未来西非不再是一个头痛的问题，而我们的海员能够安心航行。我所担心的是很可能在海盗问题上各个国家各自为政，缺乏配合。而且索马里当地可能产生的变数也会让我们分心，进而使海盗问题得不到有效的重视。
于宁译自期刊《国际航运管理》 (Ship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2012年3/4月刊；总第36期。原文标题为：“Round Table Debate: Sourcing a Solution to Piracy” P24，SMI
